翁心华他是张文宏教授的导师,是中国感染界 [复制链接]

他，历经医学生涯五十八载，长期以来在发热待查、真菌、结核、乙肝、寄生虫病、SARS等领域留下了许多令人叹为观止的传奇故事，被誉为感染界的神探“福尔摩斯”；

他，作为意外走红网络的“硬核医生”张文宏的导师，在新冠肆虐初期鼓励学生：“不要有顾虑，冲在前面尽力去做！我和我们感染科就是你的依靠”；

他，始终传承华山感染科的传统：讲真话，做真实的医生；

他，曾临危受命，任上海市SARS防治专家咨询组组长，至今依然活跃在临床第一线；

他，就是今年83岁的名医、国家重点学科医院感染科“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翁心华。

17年前和17年后的“巧合”

历史有时会出现惊人巧合：17年前，非典暴发，翁心华担任上海市防治非典专家咨询组组长；17年后，翁心华的学生张文宏成为上海市新冠肺炎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

年1月24日，大年三十，武汉“封城”。封城次日，翁心华接到通知，下午去上海市疾控中心参加上海市新冠肺炎临床救治专家组会议。他因此取消了当晚的年夜饭。过年打车难，张文宏特意开车来接他。

在车上，翁心华对学生说：“这次上海首例确诊才4天之后，就有20个确诊病人了。而SARS时我们上海搞了半年，只有8个病人。这次新冠病毒的传播力应该会比17年前的SARS更强、更凶险。”

17年前，翁心华刚接任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学分会主任委员。年11月16日，第一例SARS病例在广东佛山市发生。年2月，上海拉开了防治SARS的序幕。

当时人们对SARS的认识都很模糊，而作为上海感染界主心骨的翁心华在第一时间（年5月）率领他的两个“爱徒”博士研究生张文宏和章晓冬夜以继日地及时出版了国内最早的一部关于SARS的专著——《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让全国各界首次了解了什么是SARS。书中还介绍了与SARS抗争过程中的经验与研究成果，在当时起到了抛砖引玉、以正视听的作用。

翁心华说，他当时坚持一个原则：从北京、广州、香港等疫区来上海的人，必须有流行病学调查史。3月27日，上海第一例SARS患者出现了。这位从香港回来的女士先医院发热门诊就诊，随即转入上海市定点收治SARS病医院。4月2日，被确诊为SARS。但翁心华他们不怕，因为他们早有充分预案。

而正在这时，当时的卫生部对曾发布的5条诊断标准作了调整，不再强调“流行病学史调查”，只要符合其余几条标准即可诊断为非典病人。4月20日晚8点，上海市卫生局局长刘俊在上海市疾控中心紧急召集会议。会议中，翁心华明确表示不同意删掉“流行病学史调查”，专家组成员也都赞成。刘俊非常支持翁心华的想法。

第二天上午，刘俊把翁心华和专家咨询组副组长、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俞顺章教授邀请到上海市急救中心指挥部办公室，当着他俩的面直接打电话给卫生部，说明上海市对诊断标准的意见和翁心华等专家的想法。对方表示，如果上海坚持，需要提交情况说明并签字，承担以后的责任，翁心华等当场签下情况说明。5月3日，卫生部再次修改诊断标准，重新将“流行病学史调查”作为第一条标准。

为什么当时会如此坚持？翁心华说，当时是呼吸道疾病的多发季节，患者出现咳嗽、高热、肺部阴影等症状十分常见，假如不考虑流行病学史调查，将患者轻易戴上“疑似病例”的帽子进行隔离，势必会增加流行病管理负担和成本，也可能使真正感染医院。更重要的是容易造成过度诊断，使原本没得SARS的人反而可能因为和真正的病人在一起而被感染。

最终统计显示，SARS导致中国境内（含香港）累计多人感染，死亡人；其中北京、广东、香港特区感染人数均超千人。而上海市仅8人感染，2人死亡，其中7人为输入性病例，仅1例属家庭继发性感染；无一例内源性感染，医务人员没有出现一例感染。上海地区无一例医源性感染。

而在本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重视“流行病学史调查”也给参与过SARS防治的张文宏以深刻的启发。

在这次新冠肺炎上海临床救治专家组会议上，翁心华说：“17年前SARS时，我做上海专家咨询组组长，想不到17年后我的学生替代我来做组长了。他很有能力，他会做得比我更好。”

张文宏跟老师翁心华开玩笑说：“我们这群感染科的医生就像村口拿着红缨枪的村童，武器很少，甚至没武器，但当敌人来了，我们会向村子里的人发出警报。医院都有这样一批具有整体思维和公共卫生思维的感染科医生，国家就有了一道道防线——越多越好，越密越好。”

对于弟子张文宏在疫情中的表现，翁心华满意、爱意、骄傲之情溢于言表：“无论满分是几分，我都给他满分。”

一定要正本清源，厘清“传染”和“感染”的概念

上世纪30年代，翁心华的父亲翁建伯是浙江柳市知名医生，从私立南通医学专门学校毕业后，他与同学开办医院——柳市建伯-医院。翁心华说：“那个年代经常暴发传染病，霍乱、麻疹、疟疾，原来医生治病都以中医为主，父亲用西药救了很多患者，我看了深有触动，从小的理想就是做一名临床医生。”高中毕业，他受父亲影响报考了医学专业，就读于上海第一医学院（上海医科大学前身）。

年，以优异成绩毕业的翁心华被分配到上海第医院传染病教研室工作，跟随我国感染学界奠基人戴自英、徐肇玥两位老师，老师的专业造诣和敬业精神影响了他一辈子。

新中国成立以后，业内有识之士已认识到，中国的感染病学科应该与国际接轨，与抗生素、公共卫生事业等结合，向“大感染”学科回归。这也是翁心华的老师戴自英多年努力的方向。但中国医学界学习苏联模式，建立了以治疗肝病为主的传染病科。

戴自英有创新精神，他领导下的传染科自创建以来，实行的是一种混合模式：既有苏联模式的专门收治传染性疾病的隔离病房，也有西方模式的收治感染性疾病的普通病房。戴自英说，一定要正本清源，厘清“传染”和“感染”的概念。虽然两者均由微生物或寄生虫所致，但感染病的概念大于传染病，还包含非传染性的感染性疾病。

年12月，戴自英退休,医院传染科主任。从此，他开始有意识地邀请戴老师发表文章，引发讨论，为学科转型做准备。年，第六届全国传染病和寄生虫病学术会议一致通过了学科更名的决议。改名需要获得民*部的批准，报批极为不易，足足等了3年，终于在翁心华的主委任上获得批准。

翁心华说，这不是3个字名称的改动，实际上是学科走向变革的体现。“这种拓宽是学科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我们与国际接轨的必然要求。”

医院感染科教授合影

“一个好医生要善于发现病人不为人所注意的异常”

众所周知，吡喹酮是一种驱虫药，可用于血吸虫、绦虫、囊虫、华支睾吸虫、肺吸虫、姜片虫等感染的治疗，但对脑囊虫病治疗，缺乏循证医学证据。而翁心华是国内首先提出用吡喹酮治疗脑囊虫病的医生。翁心华回忆道：“我曾收治一名内蒙古的女干部，检查发现该患者全身皮下（包括脑内）多处有囊虫导致的结节，患者主诉头痛非常厉害，颅压高，但当时我们一点办法都没有，眼睁睁地看到这个病人很痛苦地走了。”

翁心华说：“与猪肉绦虫一样，囊虫也是把人作为中间宿主，那么其关键点在哪里？当时吡喹酮已用于治疗血吸虫病，我就想，是不是对脑囊虫也有效呢？后来我遇到一位武汉来的铁路工人，也是这个病（脑囊虫）。我给他用了一个剂量的吡喹酮后，患者突然出现高烧头痛。这一现象很奇怪，但也让我陷入深思——患者用药后高烧头痛，说明这个药可能起作用了。我们知道，虫体死亡后释放的毒素才会使患者出现这些症状——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启发和开端。后来我们发现在国内其他地区，也出现了很多同样病例。有了第一次治愈脑囊虫病的经验，我们又收治了很多这类患者，均取得了疗效。当然，后来随着我国卫生条件的改善，这类病的发病率已经得到了很好的控制。”

当问及为什么被称是感染界的“福尔摩斯”时，翁心华摆摆手笑道：“这个是笑话，因为我每次去看病都带着电筒或棉签，给病人查体都要打着电筒照他的口腔，翻开他的眼皮，观察他的皮肤状态等等，所以不少人就开玩笑地说我（像福尔摩斯探案）。”

看病如破案。“发热待查”是翁心华的独门绝技，因为发热是最常见的临床症状之一，涉及的疾病纷繁复杂，尤其是长期不明原因的发热诊断常被认为是最富挑战的临床问题。医生遇到病人不明原因发热，通常压力很大。

翁心华告诉医生，发热待查就像爱情故事一样，主题是永恒的，但每个“故事”情节都不同。对待发热待查，要像探索爱情一样，有好奇心，压力就能转化为动力。

年，一个14岁男孩发烧16个月，左下颌痛，右大腿痛，非常痛苦。两年来，他在家乡医院辗转，均被诊断为“慢性骨髓炎”，做了多次手术，用了数十种抗菌药物，但病情仍在发展。医院收治入院时，小男孩左下颌骨消失，左颊凹陷，右下肢打着钢板，病况非常严重。翁心华分析，男孩的症状与典型的骨髓炎不同，需要跳出“骨髓炎”的诊断思路，尤其要考虑是否是朗格汉斯细胞组织细胞增生症、淋巴瘤等血液系统疾病。颌面外科和骨科医生同意翁心华的意见，但血液科专家认为，没有明确的病理证据，还不能下非感染性疾病的结论。之后，在翁心华的一再坚持下，血液科把病理片子拿到了上海市血液病疑难诊治中心，结果病理科医生找到了一个特殊的细胞，小男孩果然是“朗格汉斯细胞组织细胞增生症”。后男孩被转至血液科，通过化疗，体温恢复正常，骨痛消失，累及的骨骼系统逐步痊愈。后期随访时，当翁心华得知男孩“把固定骨头的石膏和钢板都拆掉了”、长高了，还可以爬山和跑步，且学习成绩名列前茅时，他眼里闪烁着难以掩饰的兴奋。

这个病例太罕见、太不典型。翁心华之所以能做出正确的判断，是因为他的内科学知识很全面，是用前辈医生大内科的整体思维来思考。

还有位病人发热一个月，一开始被诊断为风湿性心脏病。翁心华在大查房时翻开他的眼皮，发现眼睑上有一些小瘀点，肯定地说，这不是风湿性心脏病，怀疑是感染性心内膜炎。随后，病患确诊，用药3天即出院。自此之后，感染科的医生都学会了“翻眼皮”这一招，诊断出了多例感染性心内膜炎。不熟练的医生有时把病人眼皮翻肿了也翻不开，翁心华笑道，翻眼皮也是个技术活。

翁心华的“破案秘籍”还在于见微知著、询问再三，他最怕“病因常藏于蛛丝马迹之中，一不小心，线索就会从眼皮底下溜走”。一个发烧多日的患者前来求诊，翁心华几乎把他所有的生活细节问了个“底朝天”，但“幕后黑手”仍无踪迹。翁心华不甘心地说：“您把衣服脱了，让我看看身体有无异样。”患者照做。结果令人大为吃惊：睾丸肿大得堪比常人一倍。原来，患者接生过小羔羊，却从未做过防护措施，这才感染了罕见的布氏杆菌。最后用了两种最基础的抗生素，持续低热症状就此消除。

“一个好医生要善于发现病人不为人所注意的异常”。这是翁心华的信条，也是他成为感染界“福尔摩斯”的成功秘诀和基础。

翁心华说：“现在医生都很少挂听诊器了，一发现一点小小的体征，就觉得一定是什么病，譬如有的医生，一看患者高烧，上下眼皮有瘀点，就断定为感染性心内膜炎；还有一些医生，过度依赖于诊断设备。但当病理诊断与预想得不一样时，该怎么办？”他语重心长地说，感染病是一个非常大的学科，遇到的病人千奇百怪，疾病也不局限于单一学科，这就要求医生应注重不同学科间的交叉，比如消化、泌尿、血液等。更重要的是，要在临床中讲究“唯实”和独立思考，不盲从。高科技时代，医生的基本功不能偏废。扎实的问诊、广博的知识、严谨的临床思维逻辑，永远是医生最好的“武器”，青年医生“要做个既拿书，又拿听诊器的医生”。

“对于学生，我看中的一是天分，二是勤恳，三是敬业”

翁心华对学生很好，这种传统其实来自于戴自英老师。翁心华至今清楚地记得，有一年戴自英从青岛回来，带回一箱国光苹果。那时候国光苹果很珍贵，他把科室里的人都叫到家里，每个人发一个，大家都很高兴。翁心华当时是年资最低的，戴自英对他说：“你是新来的，不急，慢慢来。”

受戴自英影响，翁心华与他的学生不完全是师生关系，而是朋友关系。他们之间没有代沟，经常开玩笑。在学生眼里，他们的老师翁心华在生活中很随和，工作上很严谨，在学术文章上不允许哪怕写错一个字。

翁心华的学生除了张文宏外，卢洪洲、朱利平、陈澍、王明贵等也都是全国知名的感染病学专家。对于如何培养学生，怎么辨别好苗子，翁心华说：“学生从哪个学校毕业不是最重要的，研究生阶段的学习更需要后发的力量。我看中的，一是天分，二是勤恳，三是敬业”。

“老师对我们特别关心。”记者见到的学生都是如此诚恳地评价他们心爱的老师翁心华。当年，医院要处分一个同工人玩麻将的学生，翁心华知道后出面劝说领导：“这可使不得，能和老工人打成一片，这种学生哪里找得到。”担心这同学前途发展有困难，便推荐其去荷兰深造。后来这位学生很努力，很刻苦，最终成为了我国肿瘤学界的大咖。

翁心华有感于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他说，疫情过后，应该进一步加强国家公共卫生应急体系的建设。在这个体系中，感染科医生一定是守在第一线的人。

记者：翁教授，医院感染科是国家重点学科，在经典传染病及其他感染性疾病的诊治方面具有很高的声誉和临床优势，但当年该科室各方面条件很差，您是如何与华山感染科“结缘”的？

翁心华：年以前，相比手术科室或心内科等，传染病教研室确实工作条件十分艰苦，医院里条件最差的一个科室。这里面还有个小故事。起先我被分配在母校当基础课老师，后医院。当时的人事科科长看我个子高又是个男的，就想安排我做外科医生，但那时的我想做内科。人事科科长很平易近人，当时正好有个已分配在传染病教研室的医生想做外科，我就和她换了,很幸运地加入到了戴自英教授的团队，并在这里得到了锤炼，从此与感染病学科结下了不解之缘，这是我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光。戴自英教授告诫我们：“传染科医生要挑得起担子，经得住考验，放得下名利，守得住清寒。”

记者：有人说学医很难，难吗？天天与传染病打交道，怕吗？

翁心华：学医不难，背的东西多，不像文学那样可以自由狂想。与细菌打交道惯了，谈不上害怕不害怕，就像火烧起来，救火队员要去灭火一样，是种本能。其实，一辈子与各类感染科疾病打交道，总会遇到险境。年冬，我下工厂搞防治工作，吃住都跟工人一起。结束任务后，自己一查也得了肝炎，不过后来慢慢治好了。

记者：您如今“功成名就”，以后有什么打算？

翁心华：谈不上“功成名就”。我不晓得还能干多久，只要还“看”得动，就继续做下去。其实，我这一辈子，没什么大事迹，只不过做了一名医生该做的事。有些疑难问题解决了，使患者从危病中得到救治，我会感到非常愉快和满足。有些病症还未攻克，仍需不断努力。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好医生没有终点，要一直做下去！如果再选择，我还会选择当一名临床医生，一名感染病领域的临床医生。我们有自己的快乐与满足。

接到采访翁心华教授的任务很开心，不仅因为他是网红抗疫专家张文宏的老师，更因为他是我一位朋友的“救命恩人”。也因为这件事，神探“福尔摩斯”的印象和敬佩之情一直在脑海里叠加。

采访那天，翁教授身着熨烫平整的白大褂，蓝色细条衬衫上系着暗红星点领带，风范儒雅，没有一丁点“大教授”做派，非常谦虚、耐心、认真地接待记者。他虽然带着助听器，但精神矍铄，思路清晰，谈吐风趣，与之交谈如沐春风，娓娓道来，实在是一种享受。

看着他的模样，让记者想起了他的学生对他的描述：“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每周四是翁教授大查房的日子，也是华山感染科‘岁月静好’的日子。翁老师脖子上挂着听诊器，走在几十位年轻医生前面。因为个子高，即使人多，大家也能看见他。跟着他查房是一种享受，知识积累的享受。”

记者也想起了复旦大学历史系一位教授在疫情期间整理原上海医科大学一项目收尾工作时无意中读到的这样一段史料：闻玉梅院士在《在上医文化研讨会上的发言》说到：“医院的翁心华教授，他到现在还是看20元一人的门诊，元的（门诊）他是不看的。问他为什么，他说‘传染病是穷人的疾病’。他这一作风是从戴自英教授、徐肇玥教授那儿传承下来的，并都一直保持着。”

采访结束，翁教授赠送记者3本书：年、年《翁心华疑难感染病和发热病例精选与临床思维》和最新出版、有翁心华和张文宏签名的《冠状病毒病——从基础到临床》。他告诉记者，从年起，他和他的团队每年都会出一本疑难发热病例汇总的书籍，把经验分享给更多的青年医生，让他们少走弯路。

翁心华小传

翁心华出生于年9月，浙江温州乐清人。年毕业于上海第一医学院医学系，博士研究生导师，现为医院终身教授。曾任中华医学会内科学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分会主任委员。

翁心华是我国德高望重的感染病学家、内科学家，也是至今仍活跃在临床一线的名医，上海市劳动模范，荣获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学分会终身成就奖。因为在内科学，尤其是感染病学领域做出的贡献，翁新华年荣获全国卫生系统模范个人最高荣誉“白求恩奖章”；其名字年被剑桥传记中心收入“世界名人录”。

翁心华教授带领的医院感染科是我国最早的国家级重点学科之一，也是我国最重要的集感染病预防诊断、治疗为一体的临床医疗中心之一，国家首批博士点。发表论文百余篇，内容涉及长期不明发热的临床、*团菌感染、脑囊虫的诊断与治疗、败血

症、血吸虫病、结核病、真菌病、医院内感染等诸多方面。曾任《实用内科学》(第10、11、12、13版)副主编、《内科疾病诊断标准》副主编、《现代感染病学》主编等。

编辑/魏婉笛